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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几张伪满时期的“粮谷出荷”收据，记载了“通阳县”（1940年—1945年伊通、双阳两县合并为通阳县）营城子大桥甸屯农人姜敏功家在康德10年（1943年）两次“出荷粮”的状况。康德10年1月1日，姜敏功“出荷粮”卖大豆485斤，每百斤生意单价14元3角，生意总额69元3角5分；康德10年11月4日，“出荷粮”卖大豆415斤，每百斤单价13元7角7分，总额57元1角5分。姜敏功家两次共“出荷”大豆900斤，收入126元5角。扣除生意手数料（手续费）1元2角6分，最终实践收取125元2角4分。据有相关的材料记载，其时的市价为每斤大豆5角，姜敏功家“出荷”的900斤大豆按市价可卖450元，而“出荷粮”交给的价钱还不到市价的三分之一。便是这么一点钱，还要扣除逼迫储蓄、国税、保甲费、教育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，真实能拿到手的就所剩无几了。“粮谷出荷”方针对农人剥削之深、掠取之酷，从中可见一斑。
那么，所谓的“出荷粮”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？“出荷”在日语里是“出售”的意思，“出荷粮”名义上是粮食出售，本质是日伪政权以极低的官定价格，极端野蛮地把粮食等农产品强征到手。
伪满洲国建立之初，日本侵略者尚能将收买粮食的数额和价格，限定在农人能够牵强接受的程度。“七·七”事故后，日伪开端对农产品采纳独占方针，即施行“统制”，以稻米为首的粮食购销、加工等均由伪满政府操控，并统由满洲粮谷公司进行。跟着日本侵略战役的耐久与扩展，日本帝国主义为满意巨大的战役需求，将粮食购销由严厉“统制”变为强制购销，即推广所谓“粮谷出荷”方针，逼迫农人售粮。每年春天，依照伪满国务院举行省长会议的决议和伪满兴农部下拨的目标，由省（市）、县（市、旗）公署逐级下达征购数额，再由区、村政权分配到各农户。秋后，不论年景怎么，不论农人手中有没有粮食，一概按目标征收，违者罚款或羁押。
施行“粮谷出荷”的初期，日伪当局还辅之以一些诈骗手法，如“奖金准则”和“先钱准则”。前者是将现已压得很低的价格略加进步；后者是经过预付很少价款——每百斤1元，与农人签定“出荷”契约，规则最高的“出荷”量，不论秋季收成好坏，逼迫农人如数交粮。
太平洋战役迸发后，日伪统治者为了从农人手中夺得更多的粮食，又拟定出一些新法则。1942年11月拟定出《农产品强制出卖法》，随后又公布《战时农产物搜荷对策》，施行所谓“决战搜荷方策”，以暴力强制民众出售农产品。还推广了所谓“回报出荷”，即对已完结出荷方案的区域，在原方案之上再增加出荷使命，并强令完结，名之为“回报出荷”。这样，一方面继续施行“先钱准则”（从1943年起改为特配棉布、棉纱）来诈骗和诱惑，一方面强制分摊和敦促，以“决战下肯定需求之数量”为根底，由伪满中央政府分摊各地方，各地方分摊给农人，不论有无一概强制交纳。1942年11月，在伪满举行的伪省次长、副县长会议和伪省长、县长会议上，日本总务官指示要以武力逼迫“出荷”，确保完结方案数量。为敦促农人交纳“出荷粮”，在伪满收买粮食督励委员会下设置以省（市）长为部长的省（市）收买粮食督励部，各县（市、旗）建立以县（市、旗）长为班长的县（市、旗）收买粮食督励班，分赴各地“督励”。各地也设立了搜荷作业班、撤销班、情报班、配给班、宣扬宣抚班、少年特别作业班等组织。收成期间，各县（市、旗）公署、协和会、兴农合作社的巨细官吏和伪警、宪、特等倾巢出动，检查收成状况，督励快收割、快脱谷和快交粮。
自施行“粮谷出荷”今后，如有私家生意粮食，一经差人发现，不光把粮食没收，还要严加惩处。为避免农人躲藏粮食，派差人密探深化民间，一旦查出被认为是“恶质躲藏”者，则从严处办。
伪四平省在每年“出荷”期间，把“督励班”分红两班，伪省长和次长各带一班，分赴各县。从1943年起特别加强了经济差人的权利，在“督励”、“出荷”时可使用武力。有的差人在竹竿上绑上粮探子，凡草垛、炕洞、棚顶、乃至厕所都要捅一捅，称之为“绝后枪”。日伪差人和协和会、兴农会的奸细查找粮谷时翻箱倒柜、殴伤农人、燃烧民房，乃至将交不出粮食的农人投入监狱等暴行举目皆是，闹得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。有的农人被逼自杀，有的外出逃避不敢回家，有的交完“出荷”粮后逃荒要饭或被饿死。
日本帝国主义对推广“出荷”得力的奸细，也常常施以小恩小惠。因而，原本规则很高的“出荷”目标，各地还要尽心竭力争夺超越。伪四平省是辖区较小的省份，但自1943年4月由曲秉善充当伪省长后，当年便完结“出荷粮”使命80万吨，外加“回报出荷粮”5万吨，算计85万吨，得到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奖金2000元。1944年，四平省完结分摊和“回报”征购使命90万吨，又得奖金3000元。其时的吉林、四平两省不过28个县（市、旗），缺乏东北县治的四分之一，而出荷量却占东北总出荷量的三分之一以上。1943年，伪吉林、龙江、北安、滨江、四平、通化、三江、新京等省市“出荷”都在40％以上。
“粮谷出荷”方针是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侵略者掠取农人财富的重要手法，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进行“竭泽而渔”式掠取的有力罪证，提醒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农人犯下的前史罪过。这项方针自1939年出台至1945年完毕，尽管实践施行仅五个年度，却从东北农人手中掠取了很多的农产品，使东北农人遭受了无尽的苦楚与灾祸。回来搜狐，检查更加多
